明代铜仁府“苗患”不绝:明廷治理“苗患”的失策及其教训

清水江畔    11-11 03:47

导言

明代的铜仁府自置府之日起,一直“苗患不绝”,两百余年间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明廷为此疲于奔命,糜费资财无数。究其原因,全在于明廷在理苗上存在着两大失策。从战略上看,明廷一直被动设防、被迫迎战。从战术上看,明廷未能主动收集和积累“苗疆生界”内的苗情资料,沉溺于与“苗疆生界”内苗民拼人力、拼物力的呆板战法。这两大失策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有明一代,铜仁及周边的湖广、四川接壤地带战祸连连,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最后不得不采取围绕苗疆修筑“边墙”被动退守的下下之策。

明代铜仁府“苗患”不绝:明廷治理“苗患”的失策及其教训

明代铜仁府“苗患”不绝:明廷治理“苗患”的失策及其教训失策之一:在战略上自视自己的强大,不能对苗疆复杂的实情进行深入的了解,导致了知已不知彼的先天不足

查阅明代典籍,总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铜仁地区的“苗患”,几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才刚刚报捷,平息了叛乱,叛乱又起的奏章接踵而至。以嘉靖“苗患”为例,从嘉靖十九年(1540)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前后竟然延续了二十多年(参见明世宗嘉靖实录[M].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42- 353.)。《明实录》中提到名字的叛苗首恶,就多达数十人。而苗疆生界苗族出山袭击的范围不仅仅限于铜仁府境内,而且有逐步扩大之势。向南打到严密设防的清浪卫;向东袭击了湖广行省的麻阳;甚至偷袭了洞庭湖畔的桂阳;奔袭的距离长达400公里,而苗族几乎是入无人之境。由于这次祸乱,明廷获罪的二品高官就有好几位,铜仁府相邻的各土官无不疲于奔命。(参见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8181-8182.)

正如当时的巡按御史弹劾地方官员的奏章所说的哪样:湖广、贵州两省联兵十万,去对付区区三千叛苗,却数年未平。上述记载,只能反映官方所观察到的一种表象。实情则在于,并存的这些苗族家族村社,在其社会组织特点的规约下,几乎是所有的家族村社都各自为战。明廷就算费尽移山心力,彻底击溃其中的一支或几支,对整个生界苗族而言,社会根基并未动摇,剩下的其他家族村社,照样可以在有利的时机卷土重来。明廷的官方只看到苗族出山,而看不到每次出山的苗族分属不同的家族村社。因而得出了这些苗族叛服无常的错误结论。

明廷官方抱定擒贼先擒王的用兵套路,并在这一套路的基础上,衍生出了臆想中的剿抚两手对策。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片苗疆生界中,由于各家族村社并行延续,互不统辖,以至于无论是“剿”是“抚”,都无“王”可擒,也无“善类”可抚。最终使得不仅是地方官和高级将帅束手无策,就连朝廷也拿不出定见来。最终只能修“边墙”,被动设防了事。

明廷对付铜仁府苗乱,最大的失策在于,未能积极主动地了解苗族社会结构的实情。以至于从始至终无论是行政施治,还是军事用兵,都处于知己不知彼的被动局面之中。现存的明代典籍,只要不被表象迷惑,并不难发现这一先天性的失误。失策之二:在战术上,由于明廷自身制度上存在着缺陷,致使前方将士处处遭到挚肘,无法根据前方的实际敌情做出灵活的应对

在处理铜仁府“苗患”中,当然不缺乏有识之士。宣德时代的萧授,嘉靖时代的石邦宪,万历时代的郭子章,都曾敏锐的领悟到明廷对付“苗患”的这一先天不足,想到后天补救的良策。然而,由于明廷官场内部的倾扎,卫所军制的呆板,监军制度的腐败,使得这些有识之士,不得不尽力自保,而不敢于放胆指斥时弊,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

这里仅以萧授用兵为例,以揭示明廷用兵对苗族社会结构、苗族生计方式了解的贫乏。宣德五年(1430),当时乌罗府治下的答意、治古寨两长官司属下的苗民,出山抢掠,酿成“苗患”。当时重兵在握的高级将官萧授,奉令征讨。但萧授并不急于出兵,而是围绕苗疆生界构筑二十四个寨堡。(参见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8181.)他的这一做法,立即遭受言官的弹劾,指责他糜费军饷,玩守自重。幸亏萧授战功卓著,深得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皇帝倚重,才幸免于被罢官的厄运。

明代铜仁府“苗患”不绝:明廷治理“苗患”的失策及其教训

明代铜仁府“苗患”不绝:明廷治理“苗患”的失策及其教训

事平后,萧授反而向朝廷要求调集湖广、贵州、四川三省联兵合围叛苗。(参见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8181.)萧授的这一举措,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的史学家看来,也难以理解。区区两三个长官司的叛变,何需动用三省兵力。但这一次,宣德皇帝批准他的要求。但批准后,萧授仍然没有动兵,最终使得宣德皇帝不得不亲自下诏对萧授说:“去年尔奏苗叛,请贵州、湖广、四川合兵剿捕,皆从所言。今经岁未见报,不知贼平当在何时?朕虑暴师久则怠心生,或有蹉跌,为蛮夷所笑。今贼势如何,果当进讨或当抚安,审机度势,斟酌而行。朕惟观成功,不从中制。”(参见明宣宗宣德实录[M].卷10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圣旨下达后不到一月,大获全胜的捷报就戏剧性的呈现在宣德皇帝面前:贵州总兵官都督佥事萧授奏比以贵州乌罗府治古等长官司残苗吴不尔等聚众作乱,敕令臣征剿。臣统率贵州、四川、湖广兵进筸子坪,攻破新郎等寨,前后生擒贼首吴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杀吴不尔、王老虎、龙字轴等,斩首五百九十余级,皆枭以徇,余党悉平。得所掠军民女九十八口悉给(其)亲,所获贼属妇女幼弱一千六百一十二口以赏从征官军士兵。械送吴不跳等至京师,上命悉锦衣卫狱,已而顾侍臣曰:‘蛮夷好乱,自取灭亡。然于朕心,不能不恻然。(参见明宣宗宣德实录[M].卷10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仅就萧授的战报而论,整个战果征斩和俘虏的人口总计才二千二百零五人。考虑到这两个长官司分属于龙、吴两姓,实质上是两个家族村社。战报中涉及到的人口,又是老弱妇孺青壮年一并总算。这就意味着,这两个家族村社竟然是倾巢出动,而每个家族村社除了逃脱者而外,总人口不过一千多人而已,社会聚落规模的小型化已不言自明。

如就一般的征战规律而言,动用三省兵力,耗时三年有余,对付的竟然是不足三千人的普通苗族居民,这样的战报无论是明时,还是在今天,都很容易被人曲解为“杀鸡用牛刀”。但在明军知己不知彼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要获得这样的战果,除萧授之外,别无二人。萧授正因为看准了明军的弱势,因而迟迟不轻易发兵。而是在沿边抢修寨堡,驻军戍守。表面上看,似乎是想堵截苗民出山骚扰,而实质上不在于堵,而在于利用这些寨堡驻军,搜集苗民出山的路径和规律,也就是尽力采用不损兵折将的万全方式,搜集来自苗族社区的军情,尽力补救明军的先天不足。而这种高明的作法,恰好是萧授接到圣旨后,一月内就能大获全胜的原因之所在。

至于萧授等明廷下旨三省联兵,预先设防,则是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作乱的苗民流窜邻近各省。等宣德皇帝下旨,则纯粹是为了避免监军太监掣肘,使自己的精心规划,功亏一篑。

由此观之,萧授的这一连串举措,无疑是在当时背景下,既能大获全胜,又不至于伤及无辜的精明战术。遗憾的是,身居高位的萧授,尚受到官场倾扎和太监挚肘,贯彻自己的战略思想,也不得不采取掩人耳目的作法。其他人又怎么能正面指斥时弊,匡正明廷制度上的偏颇呢?在二百多年间,明廷对这种知己不知彼的先天不足,未能得到彻底匡正。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廷对苗疆生界的理解长进不大。但苗区居民对明廷虚实了解得越来越多,这正是发展到嘉靖年间,铜仁“苗患”延续二十余年的真实原因。

嘉靖“苗患”,幸得石邦宪在探明情况后,靠长途奔袭获胜,才平息了战乱。参见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8182.)但在其后的几次战役中,由于宦官的监控,言官的弹劾,石邦宪又不得不退而采取被动设防战法。致使他的才能和见识得不到发挥的机,导致他的结局不如萧授。

对苗疆生界用兵,既然难在不明军情,本当责成地方行政机构,对苗疆生界苗民广施教化,普施恩惠,彻底弄清苗疆生界情况。使苗民畏威怀德,让苗族各家族村社向朝廷靠拢。可是明廷在处置铜仁府的行政建置上,却未能首尾一贯的坚持这一正确的政策思路。致使置府之初,决策频繁出现偏颇,因而种下了苗疆生界脱控的隐患。我们从以下事例,可见一斑。失策之三:草率罢废乌罗府和治古、答意两长官司,未能积极贯彻儒家治边思想“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治”

思州田氏土司归降之初,朱元璋对田氏土司大力褒奖,升格任用。使该土司得以发挥其熟悉民情,了解地区自然特点之所长。为明廷安定一方的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并在明廷和苗疆生界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渠道。因而在明太祖执政的三十多年间,整个铜仁地区平安无事。思州、思南两土司也借助了明廷的威势,不断的向苗疆生界转达明廷的威德。致使到永乐十一年(1413)建省前夕,苗疆生界内的苗民不断内附。对铜仁府而言,最成功的事例莫过于,永乐三年(1405),答意、治古寨两长官司的设置。(参见明史(卷四十六)·贵州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如果明廷能利用好这一发展势头,将朝廷的影响分别深入到苗疆生界内的每个家族村社,日后的“苗患”本来可以消除于未然。但由于明成祖过分急于功利,以便树立政治声威。因而在处置答意和治古寨的内附时,流于轻率,疏于教化,更没有借助这两个家族村社的内附去扩大影响,招谕更多的家族村社内附,以便逐步摸清苗疆生界内各家族内部的实情。而是将这一重大的施政任务,简单的托付给思南土司代领。而思州、思南两土司是时正值兄弟内讧,而明成祖对这一违纪行为,控驭又不及时。其后虽然成功的控制了事态,罢废了田氏两土司,成功地开设贵州行省。

从当时维护驿路主干线总体战略的需要出发,贵州设省当然是必要的成功之举。但设省置府并不能代替对苗疆生界复杂问题的解决。置省之初,铜仁、乌罗两府面对的重大政治难题就是处置苗疆生界问题。但在这两个府的设置中,明显失衡,两府范围内均无卫所,府级行政建置之下仅直辖四五个位卑权轻的长官司而已。在没有卫所的情况下,没有将这两府设置为军民府,显然是一个极大的失策。所辖长官司相互并列,互不统辖,同样是一个失策。以至于派往这两府的流官,无形中被架空。加上流官数年一任,根本无法稳定下来,熟悉苗情,广施教化。致使新归附的答意、治古寨两长官司,在宣德五年(1430)发动叛乱。当时乌罗府的知府严律已,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希望朝廷设置卫所,以资弹压,但却没有得到批准。而是一味动用武力,力图快速平叛。

凭借萧授的成功用兵,虽然补救了明军知已不知彼之失,平息了叛乱,宣德皇帝也为之表达了对苗民的恻忍之心,但遗憾的是仅停留于口头,并没有借助于这次战胜的大好形势,对苗疆生界苗民广施教,普加恩泽。特别是对治古、答意两寨劫后余生的居民,没有认真的招集流散,抚植他们重整生业,使他们成为朝廷可以信赖的信息来源。反而是纵容萧授,把抓获的这两寨妇孺幼弱作为战利品分赏给从征将士。这一作法无异乎表明,明廷要和苗疆生界苗民世代结仇下去。

在这一问题上,萧授尽管有功,但其罪过也不该原谅。宣德皇帝纵容他的过失,不予匡正,其后苗民复叛,也是咎由自取。正统三年(1438),皇帝幼年无知,诸大臣处置无方,草率的罢废了乌罗府和治古、答意两长官司。理由是战乱之后,民生凋敝不足以支撑一个府的行政机构运转。理由似乎很充分,但就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

在乌罗地区,直辖的人口虽然不多,独立支撑府级行政建置,财力不济。但应当看到的是,苗疆生界内还有众多的苗民存在。在这样的地区,正好是需要贯彻儒家治边思想,“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治”的关键地段。财政有困难,朝廷不支持这样的关键府,去教化苗疆生界苗民,日后事发用兵必然要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耗费国家资产。正是因为没有虑及苗疆生界问题的严重性,草率罢废乌罗府和治古、答意两长官司,就此铸成大错,终于酿成日后铜仁府对腊尔山苗疆生界的基本脱控的败局。

乌罗府裁撤,即使不能逆转,也应该想到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提升乌罗长官司,或平头著可长官司的行政级别;或者委派流官教化这些长官司长官;或者将铜仁府升格为军民府,设置专门机构招谕苗疆生界苗民。这些处置办法,在整个明代都有先例可行,都有成功的范例可以借鉴。但遗憾的是乌罗府的罢废,几乎是一罢了事,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这就难怪罢废乌罗府后不久,“苗患”又起了。

明代铜仁府“苗患”不绝:明廷治理“苗患”的失策及其教训

教训及启示

从正统到成化三十多年间,铜仁府的小股“苗患”,一直未绝,惟因其规模不大,明廷一直不在意。因此,决策的失误被掩盖下来,但更大的隐患却正在酝酿之中。朝廷对“红苗”苗疆生界既然恩威未加,苗疆生界内的苗族家族村社,自然会稳定的延续下去。朝廷不主动了解苗族社会,但却不会妨害苗疆生界内的苗族主动刺探明军军情。日积月累之后,明廷对苗疆生界的了解长进不大,但苗疆生界苗民对明廷内地的了解却越来越多,对明军军情的把握更其准确,这正是嘉靖年间,铜仁“苗患”升级的总根源。

铜仁“苗患”此次升级呈现为以下四大特点:一是范围广。不仅铜仁辖境内的苗族家族村社,陆续出山袭击明军,而且湖广境内的子坪和平溪卫一带的苗民,也纷纷出动。二是持续的时间长。二十余年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明廷集中兵力,只能挫败其中一两个家族村社的偷袭。但却制止不了其他村社竞相效法,以至于拖了二十余年,还不能平息。三是明廷损失惨重。以往的“苗患”,由于对内地不熟悉,袭击的范围仅限于苗疆生界附近,而这一次却可以长途奔袭达两百多公里以外的卫所和州县。这些州县和卫所往往粹不及防,以至于损失惨重。四是土司和土官无法发挥缓冲作用。以往的“苗患”,明廷可以责成土司或土官出面招抚,或者领兵镇压。但这一次,由于袭击的目标已经绕过了土司和土官的防区。加之,土司和土官受明廷管束过紧,也和明廷一样,对苗疆生界了解不充分,因而不能发挥“眼线”的作用。致使在这次“苗患”中,苗疆生界周边各土司,如永顺、保靖、铜仁、乌罗以及思州、思南的土知州都备受朝廷责难,但却无计可施,无法配合明廷平息事件。

之所以会呈现这四个特点,总根源在于,出现了明廷与苗疆生界苗民之间情报掌握的反差。明廷知已不知彼,苗民却能知己知彼,以至于每次出山都容易得手。一个家族村社的出山,没有遭到明廷的及时报复,又没有得到明廷的恩信招抚,其他家族村社,必然竞相仿效。规模扩大,战事拖延,都因此而起。

至于土司不能发挥缓冲作用,则暴露明廷的土司政策严重缺失,未能引导土司积极了解苗疆生界实情。对土司的功过处理,流于照章办事,缺乏激励机制,忽略了这些土司在处理苗疆生界问题上的特殊价值。这次“苗患”虽然最终因石邦宪的巧妙用兵,而基本平息。但平息后的处置,同样未能有所匡正,以至于万历时代,“苗患”又起,结果由郭子章主持才勉强平息。可以说,铜仁府的“苗患”,在整个明朝,一直是该府施政的要害。

综上所述,明廷在应对铜仁“苗患”的过程中,在战略上自视自己的强大,不能对苗疆复杂的实情进行深入的了解,导致了知已不知彼的先天不足。在战术上,由于明廷自身制度上存在着缺陷,致使前方将士处处遭到挚肘,无法根据前方的实际敌情做出灵活的应对,只能采取修筑“边墙”这类措施被动应对“苗患”。这乃是导致明代铜仁府“苗患不绝”的真实原因之所在。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