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军奖杯和新工体运营权,国安怎么选?

国安在我心    07-30 17:40

7月27日,北京市政府宣布,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式启动保护性改造复建,并计划将于2022年12月竣工投入使用。

冠军奖杯和新工体运营权,国安怎么选?

改造后,工人体育场将变为一座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专业足球场。北京作为2023年亚洲杯的十座承办城市之一,新工人体育场届时将举办亚洲杯开、闭幕式以及决赛。同时,它也仍将是北京中赫国安的主场。

拥有61年历史的工体,在过去20多年中一直被视为北京最后的四合院,而这座四合院里最显著的颜色,就是国安的那一抹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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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体育场和一家俱乐部的完美结合,往往能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象征与图腾。就像工体与国安,在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的20多年里,共同铸就了北京的足球文化。国安在工体的每一个比赛,也早已成为北京球迷的节日。

据了解,未来新工体不仅仅只是一座专业球场,而是将被改造成一座集赛事、运动、休闲、餐饮于一体的足球公园。随着硬件的升级,未来中赫国安也希望长期扎根于工体,为工体注入更多国安元素。

试想,在未来的某一个周末,比赛日的工体将不再局限于一场比赛,而更像是一场足球嘉年华。对球迷而言,在比赛之外通过丰富多元的互动形式增进对俱乐部和球队的归属感,无疑是令人十分期待的;对俱乐部来说,在自己的主场为球迷和球队营造更浓厚的足球文化和氛围,不仅能够增加球迷粘合度、塑造俱乐部品牌形象,也会进一步提升俱乐部的运营收入,从而实现俱乐部财务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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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明确新工体运营权归属的问题。

2019年,中国足协充分借鉴国际足坛的相关经验, 特别是欧足联和日本在联赛治理方面的有关措施,开始推行中国职业联赛“财政公平”政策,主要目的无非在于两点:一是改善俱乐部的财务状况和加强职业化管理;二是促进整个联赛的竞争平衡。

根据数据显示,2015年,中超俱乐部平均成本为3.5亿元,2016年,中超俱乐部平均成本为6.88 亿元。2017年平均成本为10.07亿元。短短三年间,中超俱乐部的平均成本几乎翻了三倍。但这三年间,中超联赛的竞技水平乃至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的提升却并没有与投入成本形成正比。

相比近邻日本,2017年日本J联赛的财务数据显示,J1联赛最高支出为4.52亿元人民币,平均支出为2.45亿元。尚不及中超平均成本的1/4,但无论是J联赛球队在亚冠赛场上表现还是日本足球的整体水平,都有着明显的提升。

目前,中超各俱乐部并非严格的独立运作、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要依赖母公司的注资才能生存。俱乐部自身收入有限,超额的成本支出造成俱乐部的较大亏损。为有效控制俱乐部成本,抑制非理性投入,实现俱乐部财务健康和扭亏,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足协在设置俱乐部投资人注资限额(注资帽)的同时,也鼓励俱乐部提高运营能力,支持俱乐部通过开发比赛转播和无形资产、广告赞助、门票和足球相关产品销售、 后备人才培养等渠道增加经营性收入,用于俱乐部支出。

以近邻日本的东京FC为例,俱乐部背后没有持有控制权的母公司,完全依靠自身经营生存,但俱乐部目前并没有任何负债。俱乐部目前拥有372家股东,其中7家较大股东参与到俱乐部的经营。在注重球员的培养的同时,东京FC也积极开展增加收入的相关措施,比如持续扩大门票收入、体育场综合游乐化营造(丰富的活动和餐饮)、加强赞助商开发增加权益内容、开发单场比赛赞助商等。

日本的职业俱乐部对于成本的控制,不在于截流,而在于开源,不断扩大各种签约赞助商的同时,也最大程度上将球场的运营权开发到极致。而这些经验,正是中国职业俱乐部在提升自身运营能力的过程中最值得借鉴的。

目前,在中超俱乐部中,上海上港的新球场将在今年9月竣工,顺利的话,明年可以投入运营,这也是国内第一家俱乐部自己拥有的专业球场。在建造过程中,上港俱乐部也对球场更衣室的设计和一些功能性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前不久,广州恒大也开始动工建造自己的专业足球场。而接下来,恒大还将继续建造3-5个新球场。

对上港和恒大来说,拥有新球场的运营权,意味着两家俱乐部未来的营收将得到极大提升,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俱乐部即使举债也要建造自己新球场的重要原因。

如今,无论是作为北上广超一线城市的北京,还是作为中超争冠三足鼎立的国安,在专业球场建造以及拥有主场运营权的问题上,都稍显滞后。

眼下,如果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能够得到新工体的(部分)运营权,那么可以预计的是,俱乐部在未来的比赛日除了门票收入和衍生品销售之外,还将通过比赛日主题活动及餐饮、增加赞助商权益、潜在赞助商产品促销等更多途径创收,在逐渐实现俱乐部财务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真正向着中超乃至亚洲豪门俱乐部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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